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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融资》王一鸣: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做制度的顶层设计

导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主办的“2018年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指出:中国速度是享誉世界的,但是中国质量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要从过去的产业政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主办的“2018年能源大转型高层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指出:中国速度是享誉世界的,但是中国质量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我们要从过去的产业政策、产业扶持的传统思维方式和操作转向一个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地位的政策框架,思考高质量来自于什么?创新来自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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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经济学上没有标准的学术定义,但是可以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去进行观察。微观层面指的是产品和服务,目前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中国速度是享誉世界的,但是中国质量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观层面主要是产业的价值链,就是中国原来以加工组装为主,现在需要提高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品牌等高价值链区段的比重;宏观层面上主要是指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和效率,通常用全要素生产率来进行衡量。

中国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不平衡、不充分,又处在一个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动期。王一鸣先生认为,对中国而言,评判高质量发展不能完全以成熟经济体的标准结构为参照,一定要充分考虑中国的特点,需研究其中高质量的新特征,需考虑高质量发展转化的条件是否具备,需抓住中国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对此,他详解道:

第一,高质量的新特征。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过去40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填补数量缺口,现在这些缺口基本上都填满了,但是质量缺口依然很大,追赶过程大概还要用30多年。如果我们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都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中国的现代化就基本实现。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会经历“换挡期”,一定有结构性的变化,供给端主要受生产要素的供需影响,需求端主要受住和行主导的需求结构影响;二是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传统产业已经达到了市场需求的峰值,或者说是物理的峰值,历史上,日韩经历拐点以后,用电量的增速也是大幅度的回落。而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城市化的迅速扩张,对能源需求量的增长,会对冲掉一部分重化工达到峰值以后对能源的需求的减少。但是它也会逐渐达到峰值;三是从要素投入驱动增长转向提高要素的生产率,制约增长的瓶颈发生了变化,从交通瓶颈、电力瓶颈转变为人才瓶颈,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中国与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高质量发展转化的条件是否具备。就目前而言,条件还是具备的。首先,中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消费正在成为经济的第一动力,为转向高质量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条件;其次,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会形成一个市场的倒逼力量,倒逼你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然后,中国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条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金融危机以后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落,近些年又开始回升,充分表明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这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分不开的;接着,活跃的科技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的支撑,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和代表性企业也进入了国际的前沿地带;最后,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未来还会在一些关键的领域里继续去推进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的配置改革,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创造条件。当然,我们也面临着一些特有的挑战,比如对传统发展方式形成的路径的依赖,结构性矛盾突出,房地产的过度膨胀,这些都需要在未来解决。

第三,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观察,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充分,既有很先进的生产力,也有很落后的作坊;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是南北分化在明显加剧,这也是一个根本的结构性差异。

那么,在边界上财税、金融、土地制度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要素的价格扭曲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如何逐步地适应高质量的发展要求?政府的管理方式又如何去适应我们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呢?

为此,王一鸣先生指出,首要的还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到影响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原因,然后采取相应的若干对策:

第一,我们要从过去的产业政策、产业扶持的传统思维方式和操作转向一个竞争政策为基础地位的政策框架,思考高质量来自于什么?创新来自于什么?没有公平竞争的环境,不会有转向高质量的压力。过去我们产业政策给予特定的扶持,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的负面问题,比如行业壁垒、企业垄断、市场分割等。因此,确定竞争性的基础地位就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审查制度。所有政府出台的政策都要经过公平竞争审查,要为公平竞争环境创造条件。

第二,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产权和所有权不完全是一个意义,所有权讲的是绝对的权利,产权强调的是交易权,要优化资源配置,一定要有明晰的产权。我们农村的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集体所有没有变,但是,土地确权到户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所以产权激励是最有效的激励。

第三,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既有很多的传统要素,也产生了一些新要素,尤其是怎么让土地流转起来,能够实现优化配置,这个对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意义很大。

第四,科技创新体制。科技创新体制里最核心的一个是知识产权的激励制度,科研人员大部分在国有事业和企业单位工作,按照专利法,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属于职务专利,归单位所有,如何激发科技人员的创造积极性?现在地方已经在探索分割确权,一个项目启动前和单位如何明晰项目成果的产权分割,产业化以后科研人员会有收入,即确权在先会极大地解放科研人员的生产力。在突破核心技术的阶段,需要这个制度,一旦科技产业化,可以奖励50%,有的地方可以分割70%。

第五,教育制度改革,从知识传授型的教育转向创新能力培养式的教育。

第六,如何提高空间资源的配置效率,包括城市群这种模式的发展,通过高速的通道,使得要素能够快速、自由地流动,提高空间要素的配置效率。

第七,有效地应对排放峰值期的挑战。现在我们各种排放正陆续地达到峰值,正值环境压力最大的一个阶段。一旦过了峰值期,我们的压力会大大缓解,现在是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随着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的迅速增长,我们也到了一个满足这种需求的攻坚期。

第八,生态文明建设。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去解决生态环境矛盾的窗口期,所以我们还需要推进生态文明的制度改革,比较核心的是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

第九,健全风险管理体制。中国正处在一个风险易发的高发期,化解风险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如果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还何谈高质量发展,所以要健全一个风险管理的有效体制,使得我们的管控能力能够跑得过风险的积累。

第十,要进一步的扩大开放,特别是服务业的开放。服务业尚有很多的准入限制,但中央已经明确,第一步仅启动金融的对外开放,包括了股权限制放开。

最后,就是建立一套与高质量发展相应的绩效、指标的考核体系,以及引导人们行为的方式。(摄影杜京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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